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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洛阳论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3日

作者  来学斋  薛瑞泽

 

 史学界传统的看法认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是在西汉和隋唐时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市),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洛阳。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洛阳与丝路的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缺乏组织系统的论证,因而虽有几篇见诸地方报刊的文章,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随着国际范围丝路研究、考察的不断发展,重新认识和确立洛阳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开展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综合研究,适应洛阳对外关系的发展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加显得必要和迫切。因此,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于l9916月在全国史学界开始征集洛阳与丝绸之路研究的稿件,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到翌年3月,共收到50余篇稿件,从中精选了33篇,编辑成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学勤作序,书名定为《洛阳一丝绸之路的起点》,199210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向海内外发行。

 这本论集以大量确凿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洛阳在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之一,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一研究成果实质上是近年来史学界对洛阳与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总结。现将作者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冀益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拓宽和深入。

   

一、关于确立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标准问题

 

 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首要标准,就是该地理应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古代洛阳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并得到多数作者的认可。韩国磐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由此,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即是随着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而不断变化。朱绍侯在《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一文中论及这个问题时认为,西汉的首都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出发点是长安,西域诸国与西汉政府贡使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汇集点也是长安,因此长安很自然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到丁东汉时期,洛阳成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联系的中心,因此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自然也就从长安转移到洛阳。此后的曹魏、西晋、北魏先后都洛.都曾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王云度《也谈丝绸之路起点问题》一文,从“丝绸之路”一词的由来和内涵出发,阐述了对“起点”一词的理解。他认为只有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山东虽自古盛产丝绸,远销四方,但不足以成为丝绸之路起点。古都长安无疑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非唯一起点。大量资料证明,占代洛阳亦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苏健在《洛阳——丝绸之路起点之物证》一文中认为,丝绸之路如从西汉伊始,那么洛阳最晚也自东汉迄于隋、唐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王育民在《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一文中作了进一步阐述,随着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渐,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始于东汉,魏晋继之,历北魏、隋、唐而达于鼎盛,其为时之长.规模之大,以及影响之深远.较之长安,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宋时期,洛阳失去了在全国的政治重心地位,戴庞海在《北宋时期的洛阳与中西交往》一文中认为,此时期洛阳仅成为连结北宋政府与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转站。“总之,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古代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其起点不是一仍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而变迁的,洛阳则是其重要的起点之一。”王云度在其文中这段话可谓是对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标准问题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除以政治中心作为判断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标准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及丝绸的集散地角度来分析论证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袁祖亮在《略论丝路沿线的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一文中,通过对西汉时长安和洛阳人口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社会一个地区人口之多寡,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洛阳凝聚了比长安更为多的人口,说明西汉时期洛阳的经济比长安更为发达和繁荣。可以说,它是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的一个经济中心,是商品的集散地,丝绸作为手工业品的大宗交易,毫无疑问会在这里进行。纵然洛阳在西汉时期并不是国都所在地,但它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不成疑问的。丁毅华在《丝绸之路——古代亚欧大陆桥的东端是洛阳》一文中从洛阳是丝绸产品的集散地角度,论证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历史上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蚕桑业与丝织业饶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即使是西汉定都长安,其大量的质量上乘的丝织品都是关东地区供给的。丁文据此认为,无论是西汉,还是隋唐,关中地区所产丝织品既少,而消费量却甚大,必须依靠其它地区的供给,才能在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情况下,再有剩余可资西运。关东的洛阳,除周围地区也是重要丝绸产地外,更是关东丝绸最重要的集散地。关东各地所产的丝绸,大量汇集到洛阳,再往西运。长安,只是大量关东丝绸西运的通过站或中转点,而洛阳,才是丝绸之路始自东端的起点。

 

    二、关于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上限问题

 

 由于对丝绸之路一词本身理解的差异,致使在断其上限问题上也存有不同的看法。朱绍侯认为,把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提前在先秦时期,显然还不具备条件,因为它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不要说是对外联系的起点丁。再者在张骞“凿空”之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条“丝绸之路”。提“丝绸之路”在中国的起点问题,必须是中国人已经知道这条道路,并且通过它与中亚、西欧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而这只有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才有可能。王云度、宋晓梅则持不同看法。王云度认为,李希霍芬最初提出“丝绸之路”名称时,在时空和性质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就时空而言应大大早于李希霍芬限定的公元前114年。他指出丝绸之路应开辟于春秋战国时代。宋晓梅的《巴泽雷克墓出上铜镜新考——兼谈早期丝调之路与洛阳》一文,以考证原苏联境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葬出土四山境为线索,依据洛阳出土的东周时期若干西方输入的实物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资料,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物资交流早在公元前六——五世纪即已开始。以阿尔泰山及其北部地区为汇聚点的交通线,向东经过蒙古高原到河套内外与黄河流域相连,往西经过南俄草原,与黑海北岸相连,形成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洛阳则是这条早期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

 

    三、关于从若干方面论证洛阳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问题

 

 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和确立是标明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重要标准,耶么构成这些条件的诸多内在因素是奠定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基础。

 1.政治方面:

 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指广义西域,下同)诸国与在洛阳建都的各个王朝政府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是丝绸之路畅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综合许多作者的观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国家对西域诸国的有关政策都是在洛阳制定和发出的;()丝绸之路沿线西域各地的军事设施及管理机构都是由洛阳政府下令而设置的;()丝绸之路的打通都是洛阳政府派员进行的;()洛阳政府使节、僧人的西去和西域使节、僧人的东来都是以洛阳作为起点和终点的。这一点许多作者在文中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刘光华在《犁靬·大秦·洛阳》一文中,通过对史实的考订,认为《史记》、《汉书》中的犁靬与大秦无关,掸国、大秦遣使在洛阳向汉帝献海西幻人和方物,证明大秦与中国交往始于东汉而非西汉,亦反证了东汉时期丝路起点移至洛阳。

 洛阳政府与西域各国政治关系的维系,往往要借助于军事关系的保障。对此,刘汉东在《汉隋间的洛阳与西域》一文中指出,军事关系是从属于政治关系的,为政治关系服务,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特别是在北方游牧部族南侵西侵的威胁下,以洛阳为首都的中原政权,必须考虑到军事问题,以强力和战争的胜利,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除以洛阳为丝绸之路起点与西域各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外,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邻日本有着渊源流长的交往关系。夏应元在《洛阳史迹与中日交流》一文中,运用大量史实就洛阳在中日交往史上的地位作了详细考查,指出洛阳与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东汉,至曹魏及西晋,日本国曾三次遣使来国都洛阳。隋时,日本四次遣使来隋,其中后三次是炀帝迁都洛阳以后。遣唐使到唐的十五次中,至少有三次是最后到洛阳完成使命的。此文并对使者来洛后的行迹作了考证。

 2.经济方面:

 洛阳对外及与周边地区政治关系的维系,是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而奠定洛阳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地位的是经济基础。

 第一,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为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奠定了物质基础。

 杨爱国在《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兼论汉代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经济基础》一文中,对于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及农业作了具体的描述,认为其兴盛发达为都城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手工业经济中,许多作者着重探讨了与丝绸密切相关的蚕桑业与丝织业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发展情况。孟世凯在《商人对河洛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以蚕桑丝织业为代表的古代纺织业在夏商时的洛阳附近就十分发达。至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是当时蚕桑业与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朱和平在《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蚕桑业与丝织业》一文中认为,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在汉唐间一直是全国蚕桑业与丝织业呈不断上升、发展的地区,因而丝绸的产量巨大,除满足区域内的消费外,还有大量丝织品剩余。这一情况与长安及其所在之关中有很大不同,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前提条件失去之后,洛阳成为继长安之后的新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必然。

 汉唐间政府对丝织业的重视和民间对丝织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使丝绸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有了很大提高。武普照在《东周两汉时期洛阳的对外贸易述论》一文中,统计成书于洛阳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一书中,有以织物组织命名的丝绸有l9种,按色彩不同命名的则达35种。曹魏时马均在洛阳将旧织机的踏板减少了3848个,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将洛阳地区的丝绸生产推向一个新水平。至北魏迁都洛阳后,丝织业得以迅速发展。梁满仓在《北魏洛阳地区纺织品的生产、使用及西传》一文中指出,除宫廷丝织业作为官营纺织业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外,还有大量的个体纺织劳动者。此时期纺织业发展水平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的种类多。计有布、缦缯、绫、绮、缬、锦绣、罗、绸、彩、越、葛、绢、缣等数十种;二是纺织品生产的数量大,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粗略估计,洛阳地区年产调帛最低不少于l5679匹,这只是个参照数字,实际产量要比这大得多;三是洛阳地区的纺织品生产水平,在北魏后期超过了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隋唐时期,洛阳地区的丝织业又较魏晋南北朝时再上了个新台阶。朱和平分析认为,仅从隋时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仓储丝织品之多便可反映其时丝织业的发展程度,唐代洛阳地区不独丝产量居全国之首,而且丝织技术也是全国最先进的。

 洛阳商业市场的繁荣,直接为丝织产品转化为商品提供了可能。薛瑞泽、来学斋在《汉唐间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外贸易》一文中指出,汉唐之际,洛阳作为“当时唯一之大市场”(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94页,上海书店19841月第l),商业之发达,乃其它城市难与相埒。其商业发展的率先性,加之汉唐数朝国势的强大辐射力,使其附属国乃至亚欧地区的商人,纷纷将彼域的商品通过多种渠道销往洛阳市场。同时洛阳市场也是他们采购丝织品和进行其它商品贸易的主要场所。这是丝绸作为商品西传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此之外,粱满仓仅就北魏时期,洛阳地区丝绸的西传主要还有通过西域诸国的使者、北魏派往西域的使节、官僚的交换及僧侣的宗教活动等。

 第二,外商活动兴盛于汉唐时期,使之洛阳的对外贸易异常频繁,这是促使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最根本和最活跃因素。

 促使外商活动兴盛于汉唐时期的原因是洛阳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地位的确立,使商业极为活跃,商品经济颇为发达。高敏在《略论古代洛阳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认为,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一些外来商人前来洛阳。因而,也就会出现外来物产随着商人的到来而运至洛阳,随着商人的离去,洛阳的物产就运销它处这样一种局面。

 在追溯洛阳对外交往的渊源上,方酉生的《试论夏商二代洛阳的对外交往》一文,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论证夏商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洛阳把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礼制、葬制等传到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也把丝麻织品、玉器,釉陶、海贝、金属矿产等资源输入洛阳。对于汉以来西域各国向洛阳政府的贡献奉献,朱绍侯运用具体史料分析说明实质是一种贡献贸易。西域诸国的侍子、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带着西域诸国的土特产到洛阳奉献,在得到汉政府的金帛赏赐之后.再运回西域,运往西亚、西欧出售。汉的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带着丝绸金钱,前往西域换回西域诸国的奇珍异宝.再运回洛阳。这种胡汉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之间的贸易,其东方起点是洛阳,而西方来汉的终点也是洛阳。

 对于外商的国别及其来洛的次数,梁满仓统计北魏定都洛阳期间,西域有72个国家共派出使者146次,其中亦不乏有众多的冒充使者的商人。刘铭恕在《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一文中,列举了死后葬在洛阳的若干西域人的墓志铭,反映古代循丝绸之路而来往于洛阳的使者、僧侣和商人的频繁活动。林梅村在《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一文中,综合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考古发现和东西方史料,认为自汉以来,粟特、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队源源不断来到洛阳,以外国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绸。薛瑞泽、来学斋则具体考察丁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情况及他们从事的商品贸易,认为汉唐间活动于洛阳的外商主要来自亚欧地区如大秦、法兰克、波斯、安息、天竺等及其周边地区的交趾和今新疆一带。他们来洛阳主要经营珠宝、香料、胡粉、马匹等,而由洛阳带回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韩国磐根据史料分析指出,洛阳是外商在丝绸之路上东来的目的地,是西行丝路的出发点,外商在此购物后,再运回到西方。由于外商的频繁活动,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刺激了中土人的经商意识,从而使汉唐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

 3.文化方面:

 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东方中心。丁毅华认为,与以洛阳为起点的输出丝绸等的流程相反,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传入中国。若论对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外来文化,那就要首推佛教了。李玉昆在《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一文中指出,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早即传人洛阳。中国最早的寺院、佛经翻译、沙门受戒和比丘尼都在洛阳。洛阳不仅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的中心。由此看来,丝绸之路的名称就显得不全面,丁毅华颇为赞同有人主张给这条道以“宗教之路”的名称。他认为如果这一名称和丝绸之路同样得以确立的话,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恰又是“宗教之路”的东端。朱绍侯也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联结汉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的桥梁,也是联结中国与中亚、西欧的文化纽带。这条纽带的东端也即在洛阳。他进而列举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佛教在洛阳传入的史实,说明洛阳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不论东来传经或西去取经,其汇聚点和出发点都在洛阳。段鹏琦在《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一文指出,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西域的佛学、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大量传入内地,并为我国传统文化所借鉴、吸收,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毅在《北魂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则具体从宗教、杂技百戏、音乐歌舞、乐器、雕刻绘画等方面进行了分类记述,最后指出,以洛阳为起点,中华物质与精神文明沿丝绸之路不断浸润和影响西域各国和地区,为中古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中西经济文化和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西文化交流除丰富的文献记载外,还留下大量的史迹。对此张乃翥在《论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若干考古学资料》一文中有充分反映,如张文指出的龙门石窟的早期窟龛装饰,曾经受到西域古建筑艺术的文化影响,这与当时中外文化的高度发达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国磐以唐僧玄奘来回于丝绸之路上的事实为例,说明洛阳在唐时还是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或目的地之一。

 4.交通方面:

 洛阳很早就在古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概念中居天下之中的地位。李学勤在《序》中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严格地说即今洛阳,它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唐嘉弘在《论洛阳“为天下之中”》一文中,对“天下”之中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无论就地理位置或社会历史方面的作用,洛阳地区均在“天下之中”。洛阳作为天下之中,更多地表现在交通方面。丁毅华认为,洛阳街居天下之中,曾是中国古代水陆交通网络的中心,较长安更有条件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这种交通枢纽的地位得以充分的体现。王育民指出,曹魏、隋唐时期,洛阳因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中枢,由南路前来的客商,自江都经山阳渎北上入淮,沿通济渠以达洛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陈炎在《隋唐洛阳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一文中也认为,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它既是东南沿海港通过大运河通济渠北上的终点和南下的起点,又是通过广通渠而接长安与陆上丝路沙漠(绿州)路相连接。徐连达在《隋唐时期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文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由洛阳辐射四方的水陆交通道路以及驿传的设置,得出隋唐时期洛阳实为沟通国内外水陆交通的汇聚点。由洛阳向四方扩散出去的诸条永陆要道,均与通四夷的7条丝绸之路衔接起来。洛阳除了是隋唐都城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外,也是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王文楚在《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一文中认为,洛阳位居全国适中之地,为水陆交通中心,形成了向四周辐射的驿路交通线,其中南至襄州驿路至为重要。作者详尽地考证了沿线各驿馆的设置与方位,描绘出确切的路线图,指出洛阳至襄州驿路,是一条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线,对于促进南北联系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胡德经在《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一文中,就其亲历徒步考察,结合文献资料,搞清了洛阳直通长安的四条占道,分别为黄河走廊南北二崤道秦汉大驰道秦楚孔道。四条古道表明,最晚自商末开始,洛阳至关中便已形成通衢大道,水陆并进,交通频繁。

 洛阳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本身的交通建设。王子今在《汉代洛阳的交通建设》一文中,对洛阳城内交通结构、体系、管理诸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汉代洛阳交通建设的日臻完备,奠定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这条国际文化通道东端起点重要城市的地位。

 对于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的线路考察,王育民探讨了历史时期丝路运行路线的变迁.以及造成这些变动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政治诸因素。对历史文献记载的疏漏失实之处,及中外史家论述丝路著作中出现的诸端谬误作了补充和订正。朱绍侯运用大量史籍说明,从东汉开始,历曹魏、西晋、北魏等朝,当时人们在计算丝绸之路上西域各国里程时,就是以洛阳为起点这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重要标志。不但如此,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还表现在人们对丝绸之路上的风土人情、地理知识比西汉开阔多了。东汉人不仅到了波斯湾,而且知道从安息有陆路可抵大秦。至北魏迁都洛阳,人们对通向中亚、西欧的丝绸之路的路线有了新的了解,如对大秦(古罗马)以西情况的了解超过了前代。

 上述诸家详尽而精辟的论证.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当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有些问题论述的尚欠系统,如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洛阳城的交通建设因疏漏而付之阙如等。这些问题都待于方家探讨、补正。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