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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论荀悦史观对当今修志问道实践的启迪意义(三)——作者:韩锴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6日

五、问道的重点在变通启来——与时俱进,应物变通

修志问道的重点在于变通。修志者在修志问道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看清随客观事物的变化,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使之通变。关于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以及如何发展变化的规律问题,先秦两汉史家、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认识范畴,如董仲舒的“常”与“变”、“经”与“权”之说,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论,都蕴含着深刻的与时俱变、变而通之的辩证法思想,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首先,变通问道重在除弊防弊。荀悦在修史问道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变通思想,进而认为在变通过程中,要防止为了克服一种历史弊端矫枉过正而产生另一种弊端。他说:“夏、殷之时,盖不过百里,古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周承其弊,故大国方五百里,所以崇宠诸侯而自抑损也。至其末流,诸侯强大,更相侵伐,周室衰微,祸乱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废诸侯,改为郡县,以一权威,以专天下。”“汉兴,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国之难作者,诚失之于强大,非诸侯治国之咎。其后遂皆郡县治民,而绝诸侯之权矣。”这里荀悦总结了夏、殷、周、秦、汉在诸侯强弱及封建和郡县问题上后改前弊而又产生新弊的规律性的治道问题,并认为这些都是“当时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所以他总结说:“古之建国,或小或大,鉴前之弊,变而通之。”[30]历史的演变发展就是一个“鉴前之弊,变而通之”的过程。当然,鉴前之弊又很难防范矫枉过正引起另一极的弊端。如宋代在走出五代乱世之后,社会和平安定是统治者和人民的共同渴望,为此剥夺武将权力保证危及政权的内乱不发生是当权者最主要的史鉴。但经过北宋和南宋的二次收取兵权,另一极的弊端终于出现:两宋武备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以弱著称。为此,我们在修志问道过程中,也要处理好改变前弊而又生新弊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过于追求公平,以致缺乏效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似乎又过于关注效率,轻视、忽视乃至无视公平而导致贫富悬殊过大,以致引起社会不和谐,需要进一步“全面”建设。这种鉴前之弊而不见当前与未来之弊的情况是我们修志问道所应加以防止的。

其次,变通问道重在认清情势。修志问道要适时变通,关键是必须做到面对现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荀悦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历史在不断发展,国家的治理就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与时俱进、因势制宜,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说:“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并具体举例分析说,张耳、陈馀劝说陈涉立六国后裔为王是广结同盟,共同反秦,所以是正确的。反之,形势变了之后郦食其也用此策劝说汉王刘邦,陈平认为不切实际,且实际上也不可行,因为跟随刘邦的大批将士没有获得封赏,而封六国之后会让将士寒心,从而失去战斗力。策谋相同,但前后的得失却不一样,“此同事而异形也”。楚将宋义待秦、赵之弊与春秋时鲁人卞庄乘敌之弊事实相同,但前者失势而后者成功,“此同事而异势也”。韩信伐赵,军于泜水之上,而赵不能败之;彭城之役,汉王与楚王战于濉水之上,楚军大败,“此同事而异情也”。这三种“同事而异形”“同事而异势”“同事而异情”的分析是相当有见地的。[31]它对于我们“修志问道”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外资困难,引进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是正确的,但到了21世纪初我们没有注意调整这一策略就属于“非因势而制策”的行为了。因此,“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32]。强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修志问道要特别注意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最后,变通问道重在权衡轻重。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在于权衡利弊,综合裁量。荀悦说:“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33]他反复论述说:“凡世之论政治者,或称教化,或称刑法;或言先教而后刑,或言先刑而后教;或言教化宜详,或曰教化宜简;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轻,或曰宜重,皆引为政之一方,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34] “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35]这里,荀悦指出,治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模式可循,需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但有一条总的原则——“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即要顺应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

上述5个方面的论说是修志问道特别要注意的内容。道在古代是比较高深的哲学概念,运用于政治也极其复杂,甚至有“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修志问道是极高的标准,我们志界同仁可能难以轻易现实,但我们必须如孔子所说的那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修志同仁应该明白,对于比较高深的问道境界,我们不能因为目标高而放弃追求,因为那样将永远没有可能达到。我们应该像追求“绝对真理”那样坚持不懈地追求之,如此则虽然不一定完全到达,但可以不断接近。

 

[30]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惠皇帝纪卷第五》,第73页。

[31]参见许殿才:《秦汉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39页。

[32]参见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第27页。

[3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第403页。

[34]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第407页。

[35]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成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五》,第437页。

(完)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