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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论荀悦史观对当今修志问道实践的启迪意义(二)——作者:韩锴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6日

三、问道的方法在分析归类——综合类列,见微察著

修志问道对修志同仁是一项比较高的要求,而且这项要求需要着重借助于归类的方法进行。修志问道要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这是史学、方志学与文学和哲学表达真理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著史修志之问道须如翦伯赞所说:“在资料的总和中,显现社会发展的大势;在资料的分析中,呈现社会状况的细节;在资料的升华中,探索社会进步的法则。”[14]但分析归类的前提是博览的史学功夫,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刘知几所说的比较卓越的史识。而这种史识的形成及问道的过程都需要极其艰辛的付出。正如荀悦所认为的,考察历史、认识事物、评论得失,应当采取区分类例、分类归纳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以小见大、鉴往知来、见微察著的功效。他指出,“善恶之效,事物之类,变化万端,不可齐一”,只有区分其类例,触类旁通,才可能抓住其本质、掌握其规律、体会其精微。荀悦娴熟而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史书撰写的问道方法。

一是情势归类。荀悦告诉人们要“为于可为之时,为于可为之处”,让后人明白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各自所应侧重的场景。道从总体上概括,无非是“天道”“人道”以及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天人之道”三类。《申鉴》说:“或问:‘天命(天道)、人事(人道)。’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命相近也,事相远也,则吉凶殊矣。’”[15]在《汉纪》中,荀悦又把“三品”拓展到“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诸身。譬之疾病,﹝有﹞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则瘳者,有不治则不瘳者,有虽治而终身不可愈者,岂非类乎?……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16]这实际上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为于可为之时、之处的观点。它值得我们修志问道特别注意,即有些事是客观大势所决定,人们难以改变,是自然而成的或人为努力无从使之向好的纯自然规律性质的天道。有些事,人为加以努力就能使社会向好,而人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则社会不会向好,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及的人道。我们的修志问道特别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此类通过人为努力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事情上。

二是世风类列。他告诉人们治国成败与世风善恶有密切联系。荀悦强调统治者“必察乎国风”,并将“国风”划分为九种类型,所谓“惟察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17]治国之风的特征是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衰国之风的特征是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嫉,庶人作议。弱国之风的特征是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乖国之风的特征是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乱国之风的特征是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荒国之风的特征是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守法谓之固。叛国之风的特征是以苛为密,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危国之风的特征是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争宠,大臣争权。亡国之风的特征是上不访,下不谏,妇言用,私政行。[18]在此荀悦区分类例,揭示了国家治理好坏与社会风气不同征兆的联系。这对我们当代人修志问道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它要求在修志中促进“治”风的形成,关注社会风气的正向转化,防止歪风邪气的形成,培植正能量,抑止负能量,以达于问道之目的。

三是政风归类。他试图告诉人们治世与衰世各与何种政风相联系。他认为成功的治理体系与良好的政治风气相联系,而治理无方的衰世与“贵高人”“富奉身”和“报肆心”的政风不可分割。他说:“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衰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以贵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报肆心。”[19]这里,荀悦着重强调了统治者的角色定位和道德修养,在良善政风形成中的垂范作用和表率意义,要求在位之君在政风上行公平之道、谋人民之福、修自身之德,而不能只关注统治集团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甚至以天下之财富供一己之享用,克服善恶由己、褒贬无法则、用黜无定制的影响良好政风形成的行为。

四是君臣类列。为了进一步说明政风,荀悦阐发了君臣优劣的“六主”“六臣”说,对君、臣各作了6个类型的划分。“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荀悦还对各种类型的主和臣作出具体而周详的描述和剖析,展示出各自的表现特征。荀悦认为,王主的特征是体正性仁、心明智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治主的特征是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育纵情。存主的特征是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哀主的特征是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危主的特征是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亡主的特征是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遂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礼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制;遂非文过、知而不改;忠信雍塞、直言诛戮。关于六臣的分类,他认为王臣的特征是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良臣的特征是忠顺不失,夙夜匪解,顺理处和,以辅上德。直臣的特征是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具臣的特征是奉法守职,无能往来。嬖臣的特征是便辟苟容,顺意从谀。佞臣的特征是倾险谗害,诬上惑下,专权擅宠,惟利是务。[20]荀悦认为君与臣之间,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

以上对客观情势的“三势”归纳,对社会风气的“九风”类聚,对治世与衰世中在位者从政风格、待民态度和自身修养的分类及对“六主”和“六臣”的区分,都属在大量掌握史料基础上的归类提炼。它让人有所感悟,有所明道,对于启发人的思维,启迪统治者的治理均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问道。由此可知问道的一个重要方法在于归类,而归类就是概括,而概括又以分析为前提,分析的正确与否则又取决于修志者的历史见识。这种见微知著,重综合、重分析,善归纳、善概括的历史见识又不是想有就有的,它又依仗大量史料日积月累、长期积蓄的“史学”功夫和日磨月砺、长年训练的“史才”根基。这种问道之法是值得我们志界同仁加以借鉴的。

四、问道的宗旨在坚持真理——彰显正义,引导社会

修志问道的关键是要内心崇尚并在行为上推崇圣贤的主张,彰显进步的思想,引导社会向善。为此荀悦在撰史和论政中无论评人论事,抑或议论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总是引用儒家经典,并依之为据,坚守儒学立场,以圣人合理的是非观为准则。

首先是崇圣必须坚持仁义之道,贬斥歪门邪说。这是以圣道评言说。他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对百家学说要博而知其秽,约而知其要。其方法就是以“圣人之道”衡量之、斟酌之、判定之,力争做到既不概而善之,也不兼而弃之,要以圣人之道为标准,善则采之,恶则弃之。这是修志问道必须注意的。他说:“放邪说,取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21] “或问守。曰:‘圣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谓无守。莫不为言,要其至矣。莫不为德,玄其奥矣。莫不为道,圣人其弘矣。圣人之道,其中道乎。是为九达。’”[22]其意为史家应尊奉儒家经典,视其为至高无上、无所不达之道,所以要“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23]可见荀悦在写史与撰文中终始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判言论的标准,他批评那些所谓“博览之家”是非不辨、真假不明,并视这类“博览之家不知其秽,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与苗并兴,则良农之所悼也。质朴之士不择其美,兼而弃之,是昆山之玉与石俱捐,则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24],要求统治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25]。这就要求史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与观点,在内心应以崇圣为宗旨加以判定,并进而决定取和弃的问题。但我们志界同仁在以往修志中有时忽视了以“圣人”的“主义”加以衡量,从而让重领导而轻人民,重形式而轻内容,重花架子而轻社会实质性进步的内容充塞志书,以致出现对环境污染反映较迟,对民生改善状况记载不详等问题,这是不崇马克思主义之“圣”的结果。

其次崇圣必须以仁义为圭臬,评论人物史事。这是以圣道评人事。我们知道历史就是一定时间里的人和事。荀悦在撰史作文实践中,始终以圣人之道为圭臬,品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到弘扬圣人之道,彰显仁义之则。因为历史固然要论成败,但精神和道义也必不可少,否则人类的历史就会变成一部弱肉强食的动物演化史,并陷入实用主义泥坑。这是我们修志问道不得不重视的一点。荀悦作《申鉴》就是要传递圣人王道,彰显仁义典则。如他引“春秋之义”为据,反对汉景帝封匈奴降臣说:“《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则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赏有等差,可无列土矣。”[26]进而他引儒家“正己正人”之义为据,评论“治道”曰:“夫治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27]这是以“正己正人”的圣人之道批判汉景帝封匈奴降臣事件的做法。又如他以儒家经典《尚书》为据,批评汉高祖“白马之盟”:“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者,当天下共击之。’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书》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为典,未可通也。”[28]这是以圣人反对“以下犯上”的叛逆行为之是非观来批判刘邦“白马之盟”的做法。再如他援引《孝经》为据,评论刘邦称帝后曾每五日参拜其父刘太公而家令劝其不为之事说:“《孝经》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无父犹设三老之礼,况其存者乎!孝莫大于严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不先窋。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于是过矣。”[29]这是荀悦反对刘邦管家认为皇上是人主,不应再拜父亲的言论,以圣人之道而发的议论。

总之,荀悦崇圣的具体观点,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他在写史问道过程中坚持崇圣,如同我们现在修志中必须时刻在头脑中绷紧马列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弦,并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人民史观这根主线,从而达于借修志以推进社会向善这一目标的做法一样,值得肯定,且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实际上,在我们的修志凡例中往往写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但在修志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如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科学,但志书中记载甚至歌颂不科学的事却经常发生。


[14]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5]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98页。

[1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后纪卷第六》,第85~86页。

[17]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26页。

[18]参见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27页。

[19]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48页。

[20]参见白寿彝主编,许殿才著:《中国史学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5~306页。

[21]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56页。

[22]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92页。

[2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第159页。

[24]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第437页。

[25]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37~138页。

[2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景皇帝纪卷第九》,第148页。

[27]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元皇帝纪中卷第二十二》,第387页。

[28]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景皇帝纪卷第九》,第148页。

[29]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三》,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