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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论荀悦史观对当今修志问道实践的启迪意义(一)——作者:韩锴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6日

韩锴

 

提 要:荀悦是东汉末年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改写《汉书》而成《汉纪》,侧重于治道为政道服务的修史问道理念值得志界同仁借鉴。他的著史问道主张可以概括为:问道的关键在“明鉴”、问道的内容在“五志”、问道的方法在归类、问道的宗旨在“崇圣”、问道的重点在变通。

关键词:修志问道 荀悦史观 修志编鉴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人,荀况第十三世孙,是东汉后期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史学家。袁宏《后汉纪》称其少有才理,兼综儒史。汉灵帝时,荀悦曾托病隐居,献帝初年应曹操征辟,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他有感于时政,曾作《申鉴》五篇,范晔称其《申鉴》“所论辩,通见其体,献帝览而善之”。建安三年(198),“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之体而为《汉纪》三十篇”。荀悦编纂《汉纪》,“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纪”[1]。由于他扩充了编年体的叙事范围,增强了叙事的条理性,《后汉书》称其“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此外,荀悦还撰有《崇德》《正论》等数十篇,可惜都亡佚了,今仅存《申鉴》和《汉纪》。修志编鉴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史料取胜,二是思想取胜。史料取胜,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料翔实。思想取胜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也就是中国文以载道、道以文存的传统。荀悦此二书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价值虽然不怎么显胜,但从史学思想角度观之,则价值重大、创见颇丰,尤其是其修史问道、以史载道方面对于我们修志问道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问道的关键在存史明鉴——质之事实、通之万方

要想使过去的经验教训启迪未来的前行方向,关键在于当下包括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道。历史问道桥梁的搭建关键是要通过明鉴来实现。写史修志关键是要为今人或后人提供可资鉴借的史实,如此方能导人心于向善,引社会于向好。荀悦既是史家,又是大臣,身居秘书监、侍中等要职,这种大臣兼史家的双重身份,使其格外注重史学的政治功用,特别关注史学的以史为鉴,并通过明鉴借以问道,从而启迪未来的正确治理,进而起到推动社会向好发展、向善推进的作用。

存史明鉴的前提是求实存真。荀悦把史学与封建政治统治紧密联系起来,明确提出认识历史、考察历史的目的,就是为治国施政提供借鉴。他认为重鉴戒、求问道要在真实存史上下功夫。“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2]可见他将封建史学的存真与政治行为的“赏罚”“法教”结合起来。这是前辈史家少有地明确提出以存真求鉴戒、以史鉴来问道的举措。为此,我们修志必须按照全面存史、真实存史的要求,显示正能量,贬斥负能量,以保存真实史事而问道,以坚持秉笔直书而守道。

存史明鉴的中介是保存善法。荀悦认为一国之君,要治国安民,必须重视典籍中所保存的好政策、好制度、好措施等善法的鉴戒作用。“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3]这里讲的是史家要重视记载内含治道的令典善法。同时荀悦认为在历史典籍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类社会,无不详细记载,即“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殒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4]。这就是说治国纲领、经邦要术就寓含在这些历史典籍中,“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得览乎”!荀悦的史籍问道精神对我们修志同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为此,我们必须在修志过程中,全面记载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安民惠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让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善治的典籍保存下来,做到载籍存史、以达问道之目的。

存史明鉴的关键是明道守义。荀悦作《申鉴》一书,目的在于申述历史鉴戒之大义,从理论高度上阐明治国之道及君臣之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君王治国提供借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笃序无疆,谓之申鉴。”[5]《后汉书·荀悦传》称其所论辨,通见政体。四库馆臣评论说,荀书剖析事理,尤为深切著明,盖由其原本儒术,故所言皆极醇正,于治道深有裨益焉。同时,荀悦编撰《汉纪》一书,着力于从一般历史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治国安邦的普遍历史经验和方法原则,以达于“质之事实”“通之万方”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修志者必须认真记载事实,并使之具有“通之万方”的治道功能,达到政道可鉴的目的。他说:“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6]他甚至明确提出综往昭来、永鉴后昆的主张,认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牟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以致唐太宗曾将《汉纪》赐凉州都督李大亮,要求认真阅读,嘱咐说:“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7]为此,我们修志问道就要达于记事则事实不诬,明理则万方不泥,让史实具有明道的作用,让史蕴拥有守义的功能,以达于启示未来、辅助治理的作用,如此,我们才能称得上修志问道。

明鉴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荀悦关于史学重在问道的探讨和认识,具有承上启下之功。它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鉴戒得失”“惩恶劝善”“施政治国”“修身养德”等观点,同时又开创了后世“史为国家典式”的思想。如晋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事,载善恶以沮劝,撮教世之要。袁宏则认为,史传之心,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刘勰更进一步抽象概括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彰善瘅恶,树之风声。”[8]荀悦这种把史籍视为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主张著史要坚持惩恶劝善的史观,对于我们坚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具有启示价值。它告诉我们,客观发生的历史是死的,而修志编鉴的史学活动,不仅要真实地记录历史,还要通过详载鉴戒得失、惩恶扬善的史实,以启迪未来社会健康发展。

二、问道的内容在侧重“五志”——全面总结,启迪未来

修志问道,关键是“问”什么,即“道”有些什么内容构成。荀悦的史学问道理论告诉我们,问道必须在两个环节上着力,一是在修志思路上,首先必须有在研读史料基础上形成的修志理念,并让这些理念具有引导社会向真、善、美方向发展的功能。二是围绕修志理念在取材上选取些什么史实以说明自己的修志理念,并能起到“问道”“启来”的作用。这两方面,荀悦均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一是在修志理念上。他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9]这里虽然讲的是著史的志向和功用,但实际上也是著史的内容和目标。之后常璩编写《华阳国志》时便稍作改动,明确地移用来作为修志的理念。荀悦认为,在史书中要阐发君臣父子、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礼仪,以便规范人们的言行,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之道。要彰显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规范,并阐明这些制度规范出台的时代背景、变迁的脉络线索,以便致用,这是制度文明建设之道。要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便资鉴,这是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道。要表彰历代圣王明君的功德业绩,以便效法;要载录贤臣良吏助君治国的不朽功勋,以树楷则,这则是社会文明建设之道。

这些史书编纂的理念,是荀悦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使之高度条理化和系统化的结果。所谓“达道义”,渊源于孟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之矣”[10],荀子所说的“君道”“臣道”“天道”“人道”,司马迁提出的《春秋》“礼仪之大宗”以及班固父子的史书“论大道之说”[11]等,目的是借助史书去阐发治国理政之道、和谐小康之道、文化建设之道。所谓“彰法式”,源于《尚书》之“监于有夏”“监于有殷”[1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之“君举必书”以备后世观,荀子的“圣王”以为后世师,司马迁的孔子作《春秋》“以为天下仪表”等,旨在以史书显扬和彰明封建秩序及典章制度。所谓“通古今”,源于《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之说,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说。荀悦在此基础上发展之,认为史书应“综往昭来”,故需阐释历代兴衰治乱之通义、通则,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所谓“著功勋”,继承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表彰“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观点和班固宣扬“汉德”过程中表彰汉代德臣列辟、功君百王的荣镜宇宙、尊无与抗之业绩的观点,旨在以史书为载体彰显统治者之功德。所谓“表贤能”,侧重于树立统治阶级中的楷模人物。关于这一点《左传》论《春秋》“善人劝焉”是其端绪,司马谈有志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及王充“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为其继承。应该说,以五志立典的史书编纂理念是荀悦编撰《汉纪》时渗透于全书内容之中的指导原则。我们要做到修志问道,在修志过程中也必须吸取我国古代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五志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修志理念。这五志包含着我们志书的存史、资政和教化三大功能。我们应在修志过程中吸取其合理之内核,摒弃其逆时之外壳,以便更好地实现“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目标。

在史书的取材上,荀悦围绕五志提出了十六个方面的内容。《汉纪》开篇即云:“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13]这里他对史书应载内容作了周详精微的归纳和分类。它包含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内容,既含政治的内容,也含军事的内容;既有国内的内容,也有国际的内容;既讲常道,也讲权变;既有正面的策谋,也有反面的诡说。可以说在荀悦的那个时代已属“全面记载”的范畴。应该说这种分类现在看来虽不尽合理,但就当时而言则表明荀悦作为史家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和归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其中已经隐含了当代修志从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五大部类加以记载和总结,并重视问道的雏形。


[1]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2]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第105页。

[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汉纪序》,第2页。

[4]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第1页。

[5]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页。

[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汉纪序》,第2页。

[7]《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8]刘勰著,祖保泉注解:《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5页。

[9]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第1页。

[10]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11]参见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7页。

[12]陈戍国校注:《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140页。

[1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汉纪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