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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不越境而书”考析(上)——作者:王翠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6日

王翠


提 要:本文首先对“不越境而书”及其中国地方志传统编撰原则说法之滥觞进行了考证。然后梳理了第二轮修志以来针对“不越境而书”产生的各种观点,大体可归纳如下:一种是坚持“不越境而书”,并对“境”的含义进行发挥阐述;一种是认为可以“越境而书”,但又分为适度“越境而书”和将其作为第二轮修志通则两种态度。最后文章分析了该讨论产生的原因与意义,阐述了作者的思考意见,并结合工作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越境而书 方志 方志理论

 

“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1],可见记录范围在志书编撰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故有“不越境而书”之说流布。然而目前诸多方志著作中未见对“不越境而书”做详细考证与阐述者。1986年版《中国地方志词典》也未将其作为“方志用语”收录。翻阅历代相关著作,亦大体如此。笔者经多方搜集爬梳,现将与之相关论述整理如下。

一、“不越境而书”概念及相关论断

王德恒《中国方志学》认为:“关于方志的特征,以往的方志学家大多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只是在80年代修志活动中,首先由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浅说》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后,有关探讨……日渐增多。”[2]此处所指即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浅说》中论及地方志四大特征之一区域性特征时所讲“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记录的”。朱士嘉《整理研究地方志之我见》[3]亦有同样表述:“地方志具有四个特征: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区域性: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进行分门别类的。”根据两文的刊发时间,笔者认为明确区域性为中国方志特征的观点应该是在1979年初由朱士嘉先生提出,但是并未使用“不越境而书”或“越境而书”的字样。

大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方志著述中极少出现“越境而书”或“不越境而书”的字样。在首轮修志开始后,才较多出现此类提法,但此时是将其作为方志特征进行讨论。而目前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编撰原则”,且此说得到官方认可。《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该条例虽未直接使用“不越境而书”字样,但“本行政区域”与之同义。各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基本贯彻了该思想,如《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河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第三条“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有些省市行文虽变动较大,但本意不离其宗,如《青海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第四条:“编纂地方志应当遵循存真求实、忠于史实、据事直书的原则,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与现状。”至此,无论从传统理论抑或官方规定,似乎“不越境而书”已成为志书编撰不可逾越之铁律,然而第二轮修志以来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二、第二轮修志以来有关“不越境而书”问题的探讨

据笔者检索搜集,以“不越境而书”或“越境而书”为主题的研讨性文章只有十几篇,时间跨度为1990—2013年,发表年份分布相对均衡。其中,典型代表性文章的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坚持“不越境而书”,但承认撰写工作中确实遇到了需要“越境而书”的情况,并认为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记述。具体又分为两种态度:

一种以张守春为代表,明确坚持应严格遵循“不越境而书”,并重新定义“境”,或者说将“境”的指代范围丰富化、扩大化。[4]将实际处于行政区域之外的事物,因为“重要的联系”囊括进来。换言之,通过理论上的发挥,将实际的“越境而书”转变为“不越境而书”。该文偏重理论上的阐述,并运用哲学中联系的观点对方志理论问题进行发挥。笔者以为,在史志理论发展普遍不够充分的前提下,这种理论上的创新与阐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何谓“重要的联系”?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容易制定出便于操作的明确标准,因此容易流于虚化,使持不同意见者各执一词。同时方志内容包罗万象,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极大,不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同时使用具体的操作标准。因此这种说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谓极大的创新,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启迪,但是对于具体编撰者而言并不容易把握和操作。

第二种以章曼伊《谈〈桂林市志〉编纂中对“不越境而书”的处理》[5]为代表。该文虽名为对“不越境而书”的处理,但实际是有选择性的“越境而书”了。这类文章虽然没有进行学理上的大篇幅论述,但其对实际问题的处理是以方志理论甚至哲学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可以说是以理论为基础,以实际问题为说理对象,通过阐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为编撰者提供了有益的可借鉴的经验,对一线志书编撰者的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邱信廷《边境地区志书解决“越境而书”问题之探索》[6]亦属此类。该文通过介绍《阿勒泰地区志》编撰过程中遭遇及解决“越境”问题为志书纲目设置提供了借鉴。

不管是偏重理论发挥还是立足实际工作,上述两种意见都是以坚持“不越境而书”原则为前提的论述。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相对大胆和开放,直接以“越境而书”为主旨,此类情况也分为两种:

一种认为可适度地“越境而书”。如李升宝《新方志可有条件地“越境而书”》[7]认为志书编写遇到以下三种情况可“越境而书”:“发生在境外重大事件中为本地人氏所为,而且发生的事件对境域又有重大影响,志书必须记述事件的因果,以及对境域的影响……在外地的商贸展销活动,也应越境记述……与境域外的文化、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联营活动,无论其效益如何,都应予记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周宏文《浅议志书的“越境而书”》[8]:“要收录与境域内关系紧密、有重要影响的人和事,其记述主体仍是境域内的人和事,或者是与境域内存在着有机联系的人和事,境域外有关的事物仅作简要记述。”李绪端《也谈“越境”问题》[9]亦认为:“有的事物,不越境不足以概全貌,不越境不足以通古今。适当记述对本区域有重大关系的域外事物,也是必要的。或用简略的办法或侧重某一角度的办法交待事物原委,则不宜拘泥‘不越境而书’。”总之,这类观点认为“越境而书”是有条件地继承、创新和发展,而不是随心所欲、盲目地、毫无约束地越境,更不是被沉重的紧箍咒所束缚。[10]这种前提下的“越境而书”与“不越境而书”并不冲突,而是一种灵活的处理与运用。对于不在境内和与本“境”无关的人、事、物自然是要秉承“不越境而书”原则,但是对于那些与“境”内存在有机的、重要联系的人、事、物,能反映境域内外事物整体联系的情况就应该采取“越境而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一地之地情,而这正是地方志所要达成的目标。此观点在目前相关讨论中占据主流。正如魏桥为《北仑区志》撰写的序中指出:“‘不越境而书’是地方志基本体例之一。……同时又不拘泥于现境,适当合理的越境而书。如记北仑港至国内沿海以及世界主要港口的里程;记北仑区、北仑开发区境外投资情况;……这些记述对《北仑区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创新之举。”可见在记述个别内容时,适当合理的越境而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另一种观点更进一步,认为“越境而书”可以在第二轮修志中大规模出现。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王登普《“越境而书”应是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11]。该文认为在现今僵化地坚持“不越境而书”已不合时宜。此举不仅会割断许多事物的本质联系,破坏志书记事的完整性,还将大大削弱新编志书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因此,“对本境与境外、国外相连的内容做‘越境而书’是新方志编纂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最后,徐泉法《试析同一历史事件在周边地方志记述中的偏差》[12]虽然没有直言“越境而书”问题,但是以1911年发生在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三县边区的千人会起义和渡江战役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等要素为例,表明了某些情况下“越境而书”的必要性。该文以千人会起义和渡江战役两个案例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既涉及理论又关乎实践的问题:很多历史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跨境发生,而地方志的禁忌又是越境而书。此时对于地方志的编撰者,是恪守不越境而书的原则重要还是完整地记述事件重要?如果坚持原则,就可能造成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完整甚至是走样。比如千人会起义,《无锡县志》仅在大事记中进行简单记录,缺乏详细资料;《常熟市志》则既在大事记中记载,又在军事编中专门安排一节予以记述。千人会起义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失败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但是对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只提到常熟的周天宝、杜海云两人,且未对两人的具体领导地位做说明。《江阴市志》将该事件在军事卷中设为目。在领导人方面记载具体:常熟是周天宝、杜海云;无锡是孙二、孙三、樊文涛;江阴是郭用康父子。如果读者通过《常熟市志》了解该事件,极有可能认为该事件的主要领导者为周天宝、杜海云,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常熟市志》的编撰者未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可能只是囿于“不越境而书”原则。做此处理,但显然极易造成史实的曲解。相对而言,《江阴市志》的处理较为妥帖,虽然表面上越境而书将相邻县市的人物与事件收录其中,但尊重了历史,还原了事实,是实事求是的记述。


[1]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文献》1979年第1期。

[2]王德恒:《中国方志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8页。

[3]朱士嘉:《整理研究地方志之我见》,《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4]张守春:《如何正确理解和体现不越境而书的原则》,《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9期。

[5]章曼伊:《谈〈桂林市志〉编纂中对“不越境而书”的处理》,《广西地方志》1998年第4期。

[6]邱信廷:《边境地区志书解决“越境而书”问题之探索》,《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3期。

[7]李升宝:《新方志可有条件地“越境而书”》,《黑龙江史志》1999年第6期。

[8]周宏文:《浅议志书的“越境而书”》,《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5期。

[9]李绪端:《也谈“越境”问题》,《新疆地方志》1992年第1期。

[10]李升宝:《新方志可有条件地“越境而书”》,《黑龙江史志》1999年第6期。

[11]王登普:《“越境而书”应是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9期。

[12]徐泉法:《试析同一历史事件在周边地方志记述中的偏差》,《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