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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不越境而书”考析(下)——作者:王翠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6日

三、相关分析与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见,最早将“不越境而书”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并进行讨论是在1990年,即首轮修志之末,但更多的还是发表在第二轮修志期间。这种发展脉络表明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不越境而书”只是在编撰原则层面存在讨论或者说是撰写志书时的具体操作问题,并不关乎方志本身特征。方志必须针对某一特定区域进行记载的根本原则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无需再进行辩论。

其次,实际撰写操作中是否遵循“不越境而书”,有关讨论源于第一轮修志实践以来遇到的困难,是工作实际问题的反映。最初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源于疆域疆界的问题。李绪端《也谈“越境”问题》[13]一文针对军事部分内容较早地提出了相关意见。作者认为“不越境而书”的原则依然是应当和可以遵循的。但尝试定出原则,重点记述今日新疆境内之兵事,适当联系对境内有重大关系的境外兵事,多记述跨界兵事,境内详,境外略。邱信廷《边境地区志书解决“越境而书”问题之探索》亦是新疆同仁针对此类问题进行的阐述。由于该文涉及的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是个别地区才会面临的困难,故此类文章出现较少,也没有引起业界同仁的太多共鸣。第二轮修志断限内由于改革开放,社会发生巨变,体现在志书编修上最大的变动就是新内容剧增。很多新内容都与“越境”相关,比如人口流动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跨境内容的增多。因此针对“不越境而书”的文章日益增多。文章涉及的具体问题也不再简单局限于疆界疆域问题,如章曼伊《谈〈桂林市志〉编纂中对“不越境而书”的处理》涉及旅游资源、种植业、水利项目、对外贸易、污染事故等内容的越境处理。一些传统志书中似乎与“越境”不可能产生联系的内容也面临如何处理“越境而书”的问题。《桂林市志》编者对此进行了大胆尝试,可以说每一个处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有理有据的。此后“越境”问题更加普遍化,涉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等诸多方面。这促成了志界同仁不断根据自身工作实际提出新的看法,如李升宝《新方志可有条件地“越境而书”》与周宏文《浅议志书的“越境而书”》就系统地提出了如何面对和解决该问题的意见。徐泉法《试析同一历史事件在周边地方志记述中的偏差》一文以个案的方式将拘泥“不越境而书”原则的弊端展露无遗。王登普提出,“越境而书”应是第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

概括来说,最初的讨论文章大多是以“在不违背该原则前提下如何处理此类问题”为主旨;随后发展为“可适度越境而书”;最后出现“越境而书是必要的”甚至“越境而书应是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这个发展脉络表明,志界同仁对此问题的思考是逐渐深入的。这种深入是以前辈的思考探索为基础,同时表明原有的思想解放程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式,需要进一步创新。

再次,该讨论表明志界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可借此机会完善志界相关理论。1980年,胡乔木在中国史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倡导“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去编写地方志”[14]。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始编修地方志书。第一轮地方志书编好后,许多人在总结中提到这次地方志编写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撑。[15]典型代表有诸葛计《70年代末至今新编地方志工作概述》:“轻视方志理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致使理论滞后的局面难得改观。”[16]晓燕《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17]指出,目前修志的首要问题就是“志书理论滞后于修志实践”“由于上轮修志是在起步仓促、准备不足而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进行的,故理论滞后的问题便成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究其原因正如诸葛计所言“许多人涉足志界,还来不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就一头扎进编纂业务里面。最后虽然志书写成,自己也感触良多,但最多只是写出一些工作总结式的心得体会,却难以进一步升华成为方志理论”。如果说首轮修志中存在的这些不足还可以上述客观事实为原因,那么第二轮修志则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上述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客观存在,又普遍被忽视。因此笔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敬请诸位指点。

无论官方与个人如何界定地方志与史学的关系,两者关系之密切是毋庸置疑的。区域史是近十几年来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态势。它与传统地方史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集中讨论某一特定地区的历史”。不同在于,区域史的关注点是全局性的,它是从全局的高度来注视地方史,它不仅仅关心特定地方史的个性,更关心这些个性与其他地区个性之间的关联;“而传统的地方史研究则承续了地方志的编撰传统,眼光局限于一定政区范围之内的史事实录,甚至是史事堆积,较少宏观的视野、全局的关怀。常因后世政区疆界的限定,忽视本地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全局的关联,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近年来各地政府所热衷资助编纂的省区地市通史,大多无法超越政区对学术的制约。”[18]据此而言,区域史与地方史的最本质区别当在研究的立意与视角。前者是总揽全局,观一点而不忘其他;后者则是就本地论本地。相比较来说,显然前者略高一筹,后者不免有狭隘之嫌。当史学界对一地研究之学理和范式反思如此的时候,地方志亦应适当进行自我反思。即使不能从治学理念、研究范式等形而上的角度开展,亦可从诸多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着手。比如,所谓方志传统的若干循例始于何时?发展过程如何?到目前是否依然适用等。本文所提“不越境而书”即是这样一个问题。前文已对该说法之滥觞、发展等作出论述,此处只表述作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地方志无疑必须以一定的地域为记述对象,具体到目前通常就是某一特定行政区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是否意味着在编写地方志的时候就可以埋头于此,无需抬头仰望呢?所以角度或者说高度才是如何理解“不越境而书”的关键。

以笔者目前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为例,志书很多部类都曾遇到过类似情况:本地区于断限内某年开始推动某个新的项目,按横排竖写原则,首先要交代这个项目的推行是因为当地政府有怎样的相关文件与会议,再前溯是上级政府有相关文件与会议,再追本溯源原来是国家有相关文件与会议。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按照“不越境而书”原则,只能记述当地政府的情况。然而事实上这种处理明显欠妥。首先对读者来说是没有交代清楚事情原委,其次也不能体现政府的决策是科学的、持续的和有根据的。所以应简单交代,如可写“根据国家某会议精神或文件要求,某政府采取什么措施”。这就是前文一些文章中所谓适当“越境而书”。

再以笔者负责撰写的《宁波市志》外贸卷为例,更多内容需要“越境而书”。比如海外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对外投资的情况、海外维权等,不但要写,而且要作为特色与亮点重点写、详细写。因为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外贸发展的重点领域,也是与其他城市外贸差异最大的领域之一。以海外维权为例,我们专门设了公平贸易节,主要记述1991—2010年间宁波对外贸易中所遇到的摩擦与矛盾,以及其间宁波外贸局为此所做的工作,并对“中美纺织品反倾销第一案”等重要案例进行详细记述。只有翔实记述这些境外发生的情况才能真实、完整地体现这20年来宁波市外贸的发展情况,有繁荣亦有艰辛。

总之,越境而书的目的不是打破志书的传统,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真实地记述一地之地情,使地方志所记更完整更真实。经过两轮修志的积累,从中央到各省市,均已颁行地方志工作条例或法规,从根本上保证了方志工作的推动与开展;同时各省市均已建立起固定的修志机构,有固定的编写人员,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是开展方志理论探讨的有利条件,希望诸位同仁可以借此推动方志理论和实践研究更进一步。

 

[13]李绪端:《也谈“越境”问题》,《新疆地方志》1992年第1期。

[14]《中国地方志协会大事记(1980—1990)》,《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4期。

[15]史玲芳:《运用现代史学方法编写地方志》,洛阳地情网。

[16]诸葛计:《70年代末至今新编地方志工作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7]晓燕:《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8]参见包伟民主编:《〈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前言》,杭州出版社,2003年。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