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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地理学与地方志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6日

陈桥驿


地理学与地方志有密切关系,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我国历史上大量修纂地方志始于六朝,从这个时代起,地方志就被认为是一种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二在著录了如《洛阳记》《三巴记》《淮南记》等六朝地志139部后,卷末说明云:“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录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以备地理之记焉。”

到了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地方志已经为数甚多。《四库全书》把地方志编入史部地理类,正式录入《四库》的,有从乾道《临安志》起的宋、元、明著名地方志25种及清畿辅和各省通志14种(地理类一),而《四库》存目的,则有明、清地方志107种(计地理类存目二,37种;存目三,70种)。由此可知,从六朝到清代,地方志都被认为是地理书,所以这种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

六朝地方志内容简单,一般都不分卷。但到了宋朝,地方志内容增加,志书从此分卷,各卷设有卷目,而地理开始成为卷目的名称。在现存宋代地方志中,最早以地理作卷目的,大概是嘉定《镇江志》。此志卷一、卷二,卷目均作地理,卷六亦作地理,前后共有三卷。此后,嘉定《赤城志》设地理门三卷(卷一至卷三),咸淳《毗陵志》亦设地理三卷(卷一至卷三)。到了明、清,地方志中以地理为卷目的十分普遍,它们有的称为地理志,有的称为舆地志,其排列与宋代一样,往往置于全志之首。

如上所述,六朝地方志在后代的公私著录中都作为地理书,而宋代以后,地方志中又专设地理卷目,地理学与地理志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言。而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新修地方志,也继承了我国旧地方志的这种传统,它们普遍以地理作为篇目或卷目,并且收入了大量的有关地理学的资料,丰富了新志的内容。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从宋代以至明、清,地方志中的地理志或舆地志,其内容与现代地理学有很大差别。旧志中的地理,或者把它称为古典地理学,这种地理学的概念,用《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首李鸿章序言中的一句话就可说明:“夫舆地之学,乃读史第一要义。”这就说明当时的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目的是为了帮助读史。因此,它的内容是很狭窄的。如上述嘉定《镇江志》,卷一地理只有叙郡、子目两项,卷二地理也只有城池、坊巷、桥梁、津渡四项,卷六地理则仅山川一项。嘉定《赤城志》卷一地理门下有叙州、叙郡二项,卷二地理门下有城郭、乡里、坊巷三项,卷三地理门下有馆驿、桥梁、津渡三项,此外,它另设山水门,从卷十九到二十六,达8卷之多。咸淳《毗陵志》地理3卷,内容与《赤城志》相似,卷十五也另设山水1卷。说明宋代地方志的地理卷,内容无非是州郡沿革、城邑坊巷、桥梁津渡之类,甚至连山水也不在地理之内,如嘉定《剡录》、淳祐《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均只设山川志,不设地理志,足见宋代方志中的地理卷,范围非常狭窄。明、清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内容较宋代有所扩充,山川湖陂之属,多已归入此志之中,但与现代地理学所涉及的领域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和古典地理学不同,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学科。它是一门以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发展、变迁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所以称为综合性的科学,是因为它有属于自然科学体系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人文地理学两大门类。不论是自然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又都可以分为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两部分,自然地理学按系统包括气候学、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海洋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等,按区域则是区域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按系统包括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按区域则是区域人文地理学。此外,还有一门特殊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差别,主要是研究对象在时间上的不同,地理学研究现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历史地理学则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上面简单地介绍地理学的科学体系,主要是为了说明它与古典地理学的差异,目的则是为了在目前的地方志编纂中,怎样处理好地理学与地方志之间的关系。关于这方面,我在拙编《浙江地理简志》的序言中,已经有所阐述。在谈到旧地方志时,我说:“在现代地理科学未获得发展的古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地理事物,只不过是许多地理现象的罗列,还谈不上对地理事物及现象进行分析。”在民国以后修纂的地方志中,我的这篇序言举了一个在这方面成绩卓著的例子:“民国以后陆续修纂的地方志中,人们开始把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编入地理志和其他有关的卷帙。民国二十二年(1933)创修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基本完成的《鄞县通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方志中有关地理学的内容,除了集中在舆地志中外,还分散在博物、工程各志内,资料相当丰富。它不仅记载地理,并且涉及地质,不仅对地理事物和现象作性状的描述,而且对某些部分(如气象等)作了大量的记录。此外,它摒弃了自裴秀制图六体以来流行了1500年之久的方格地图,而改用有经纬网络的新式实测地图,使浙江省的地方志修纂首次跳出旧舆地学的窠臼,而步入新的地理科学的体系。”

民国的《鄞县通志》的修纂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之中,地理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地区都已积累了比50年前远为丰富的地理学研究成果。现在,怎样处理地理学与地方志的关系,如何利用各地地理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已经成为新修地方志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如上所述,旧方志中有以地理设卷的传统,新方志中如何继承这种传统,看来值得研究。古典地理学领域狭窄,旧志在地理志或舆地志卷中,完全可以纳入当时属于地理学的一切资料。但是现代地理学领域广阔,内容繁多,新修方志如以之作为篇卷标题,其结果很可能要流于文不对题。假使勉强地把许多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塞入这个篇卷这中,则又势必影响方志的其他篇卷,有损于新志的严谨体例。现在,有的新志以“地理”作为篇卷标题,但内容其实仅涉及自然地理学的若干方面,置人文地理学于不顾,故“地理”这个标题显然不妥。有的以“自然地理”作为篇卷标题,但内容除自然地理学的若干分支如气候、地貌以外,多数均加入“地质”一篇。地质学是研究地壳组成物质的科学,它与地理学是研究对象不同的两门科学,怎能并存于“自然地理”一个标题之下?但以一个市、县的范围,地质单独列为一个篇卷,看来又无此必要。

根据上述,说明在新修地方志中,似乎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因袭旧志传统,以“地理”作为篇卷标题。不设标题,并不削弱地理学与地方志的密切关系。因为有关地理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可以分别吸收到新志的许多篇卷之中。半个世纪以前的《鄞县通志》,虽然尚有舆地志之目,但是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其实已经分散在其他许多篇卷之中。现在我们更有必要采用这种方法。

怎样把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资料收入新修地方志呢?首先,在自然地理学方面,由于自然环境是地方志开宗明义必须记载的内容,因此,自然地理的资料,可以相当集中地在“自然环境”的篇卷标题下收入志书。以“自然环境”作标题,也就替地质部分收入这个篇卷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一个地区的地质、地层、岩矿等内容,同样也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地质是一个地区自然环境的基础,因此,地质可以置于这个篇卷之首。然后再按自然地理学的体系,依次叙述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生物等,沿海市、县,当然还应把海洋列入。至于有的新志,在气候中增入物候与灾害天气,另外又增加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等等内容,这些当然都可按所在市、县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必强求一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在我过目的新修地方志中,其中有一部分,在动植物的记载中,没有采用二名法的表示方法。对此,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在动植物名称下加注拉丁文学名,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鄞县通志》已经采用的先进方法。为什么要用二名法?因为动植物的种类甚多,而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又很复杂,因此,在动植物名称中,同物异名的现象十分普遍。命名如不统一,人们就无法知道你所说的这种动植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命名世界广泛栽培的马铃薯,在英文中作potato,在法文中作pomme de terre,在德文中作kartoffel,在俄文中作kaptoфeлb;此物在中国,因为地区不同,也有许多不同名称,如土豆、地豆、山药蛋、洋番茄、洋芋艿等等,假使不使用拉丁文二名法Solanumtuberosum L.注明,许多人就会无所适从。在我国各地的旧地方志中,动植物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存在着大量同物异名的现象。以栽培极普遍的玉米为例,此物的记载,首见于明正德《颍州志》,称为珍珠秫。以后,明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称此物为御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为玉蜀黍。入清以后,由于播种地区扩大,别名愈益增加,如苞萝、苞谷、六谷、乳粟、芋米等等,不一而足。在我所过目的一种新修地方志中,也出现过玉米、山玉米、田玉米这3个名称,这就是因为不用二名法注明Zea mays L.,所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完整的二名法,包括首字大写的属目(Solanum,茄属)、首字小写的种名(tuberosum,具块茎的)和此学名定名人的缩写字母(大写),马铃薯和玉米均作L.,指的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Linnaeus)。但是现在我们在使用中,常常只用由属名和种名组成的学名,省去定名人的缩写。我国土地广大,生物繁多,而方言又很复杂,各种动植物多有当地的旁名别称,若不以学名加以标准化,实在不堪设想。近年来的新修地方志中,由于有一部分不用二名法,已经出现了不少错误,上述三种玉米即是其例。还有一种新修地方志,在植物“铁杉”下说:“俗称马尾松。”这也就是不用学名所造成的错误。铁杉(Tsugechinensis)和马尾松(Pinusmassoniana)完全是两种树类,怎能混为一谈。当然,也有可能在该地确把铁杉混称马尾松,但真正的马尾松在该地又称什么呢?这些问题,都要用学名才能澄清。不错,作为一种地方志,记载当地的动植物时写明当地的称谓,这是必要的,但绝不应只载土名而不载学名。我又在另一种新修地方志中看到:“黄山松又叫短毛松。”其实,短毛松当然是土名,而黄山松也不是正规的名称,这种植物的学名应作台湾松(Pinustaiwanensis)。鉴于动植物名称的错误,在新修地方志中发现较多,所以必须引起注意。

现在再讨论一下人文地理学资料如何收入新修地方志的问题。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和内容远较自然地理学广泛,在地方志中,它涉及沿革、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城镇、人口、民俗、宗教、方言等许多方面,所以在一部地方志中,大部分篇卷都和人文地理学有关。在修纂地方志的资料积累过程中,有关人文地理学的资料必然数量巨大,对于这类资料,必须进行仔细的分类,收入各有关的篇卷之中。另外,在地方志各篇卷初稿的审阅中,必有必要运用人文地理学的观点,加以补充和修饰。人文地理学不仅重视各种人文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且特别重视各种人文现象的地区差异和地理分布。例如,文化教育是一种人文现象,在新修地方志的文化教育篇卷之中,当然要记载这个市、县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必然要统计各级学校和文化机构的数字,各级学校历年来的毕业生数字等等。但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就必须分析各级学校和文化机构在这个市、县内各乡的分布,各级学校历来毕业生在各乡的分布。这样就可以看到市、县内部的文化差异,从而有利于对文化后进地区的扶植。这就是文化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地方志中的人文地理学资料,必然可以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我在最后一段时期读了十几部新修地方志,还有一些地方志的打字稿,看到了新修地方志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一些尚可讨论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首先是地方志的建置沿革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就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通常称为沿革地理。这实在是市、县地方志开宗明义的部分,关系极为重要。在我过目的新志和打印稿中,这一部分的写作水平差距很大,其中有不少错误是随意抄录旧志而造成的。以浙江为例,我看到有“夏代属扬州”的说法。这显然抄自旧志,旧志则来自《禹贡》“淮海唯扬州”一语。其实《禹贡》早已论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禹贡》九州,完全是一种设想。这一部分的另一种常见错误,是引书不经核对,结果是以讹传讹。由于叙述历史沿革,往往要引用古代文献,我曾经发现几种志书和书稿,它们所引用的古籍如《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之类,文字和原著很有出入,甚至比原著多出一二句。说明撰写者是从旧志或其他地方文献抄来,未曾找原著核对。较原著多出一二句,当是他书引用时的按语,撰写者亦作原著抄入,以致造成错误。在新志修纂中,不管是哪一篇卷,凡是引用其他文献,不论古今,都必须与原著核对。另外,建置沿革既然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所以内容还应该注意两点。第一,除了郡、县名称和隶属关系以外,地理学重视地理位置的变迁,为此,这一部分必须叙明在历史上市、县治所(即县城)的位置变迁。第二,在沿革叙述中必须涉及地名,地名往往和一地的兴废渊源或其他历史掌故有关,正确的地名解释,甚有裨于历史沿革的叙述。地名学已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近年来发展甚速,全国各市、县,多已完成了地名志或地名录的编纂,这些成果,新修地方志应该尽量利用。

近年新修地方志,经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篇卷,这当然是正确的。人文地理学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在所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中,经济地理学是最大的分支,这门科学研究生产力的地理配置。地方志对地区经济的记载,除了对整个市、县的纵向叙述外,还应具备市、县内各乡镇横向比较的资料,这种资料在阐明一定时期中市、县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方面很有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各市、县中心的经济比重有所下降,因此,这种资料对说明市、县内部生产力配置变迁的动向和经济差异,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修地方志在经济篇卷中大都重视统计学方法的运用,这是很好的。不少统计图表比文字更容易说明问题。假使能够把统计学方法和经济地理学的资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各种统计图表的设计中,能够适当增加若干乡镇对比的资料,例如全市、县各乡镇工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以及各乡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等图表,对于说明市、县内各地区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情况,都有重要价值。

在新修地方志中,人口都作为一个篇卷,居于方志中的重要地位。不少新志在这一部分的内容结构中,不仅从人口学的角度记载资料,同时也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记载资料,并且还把有重要意义的计划生育等内容列入此篇,成为新方志的显著特色。人口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地方志中用人口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记述各市、县的人口概况,可以补单纯从人口学的观点和方法记载人口概况的不足。人口地理学非常重视人口密度的区域差异,重视地区内外的人口流动,并且重视每个地区历史上的人口构成情况,除了土著人口以外,是否有外来移民,外来移民是按什么路线移入的。这些事实的调查记载,不仅充实了人口篇卷的基本资料,而且与地方志的其他部分如宗教、民俗、方言等,也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所见到的新修地方志中,多数都已将方言列入篇卷,这也是新方志内容的一大进步。不过,不少新方志的方言部分,从整个市、县记载语言,包括语音、声调、语法甚至声母、韵母、俗语、俚语等等,但另外的一些新志,在市、县范围以内,又记载了若干个方言小区,并记载了这些方言小区的语音、声调、语法等特点。后者当然胜过前者,因为这样的记载,不仅具有语言学的内容,而且兼及方言地理学的内容。其实,在一个市、县以内,语言完全没有差异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有的甚至有极大差异。以浙江省为例,杭州市区在方言地理学中就是一个孤岛,它同周围的吴语系统的方言有极大差异,具有明显的中州语的语音和音调的特点。在杭嘉湖平原上的许多市、县境内,常常有绍兴语的方言孤岛,有时是一个村,有时是几个村。在湖州市属的偏西各县,还存在着湖南语的影响,包括方言影响和地名影响(例如这一带有不少称“冲”的村落)。在海宁市沿海的盐官镇一带,又有若干萧山语的村落。这些都是在一个不大的地区内方言差异的例子。对于市、县内部方言差异的调查和记载,涉及移民、民俗、宗教等许多方面。例如上述杭州市区的方言孤岛,显然是两宋间中原居民大量南迁的影响。杭嘉湖平原中的绍兴方言孤岛,是明、清以来绍兴人不断移民的结果。湖州市属几个县的湖南语影响,则是太平天国时代在这一带驻扎的湘军退伍后大批留居所造成。盐官镇一带的萧山语村落,实系20年代钱塘江南岸沙地崩坍时成批渡江北迁的萧山居民所建成。由此可以说明,在新方志的方言篇卷中,如能以方言地理学的观点重视市、县境内各地的方言差异,则在语言本身以外,还能由此解决其他许多问题。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以外,地方志的其他许多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某些地方病有很大的区域性,故地理学中有疾病地理学)、宗教、商业等,都和自然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有密切关系。陈正祥教授在其所著《中国方志的地理价值》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地方志“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study)”。他并在这句话以下作了一条脚注:“区域研究是研究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以及艺术等等,故在内容上颇和中国的方志相似。”我从陈氏的这番议论中,引出了地理学方法在新志修纂中的重要意义。在各种地理学方法中,野外实地调查具有重要的地位,我指出:“随着方志内容的发展,方志修纂的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进,而上述区域研究方法的应用,在今后的方法修纂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资料整理工作仍然必需,但实地调查工作在新的方志修纂中将显得越益重要。这种野外调查的方法,和上述区域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今后,我们的方法修纂事业的继续发展,其生命力恐怖就在于此。”

总之,地理学和地方志的密切关系,已为地理学界和方志学界所公认,在今后的新修地方志中,如能重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各种观点、资料和方法,必将有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

注释:

嘉定《镇江志》与嘉定《赤城志》均设地理卷,前者修于嘉定七年(1214),后者不记修纂年月,但卷末有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人陈耆卿序,癸未是嘉定十六年(1223),故嘉定《镇江志》修纂在前。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参阅拙作《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版。

史念海、曹尔琴合著《方志刍议》卷首拙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2期)